中国、新冠病毒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克里斯朵夫·W·毕晓普目前是渥太华大学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智库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他曾当过外交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一等秘书,是使馆内当时负责研究中国政治格局的主力。




新冠疫情(Covid-19)全球大流行不仅变成了不同公共卫生理论的一场试炼与竞争,也引起了对理论背后的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比较和评判。尽管疫情于2019年末最先在中国爆发,但由于控制疫情得力,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将这项成就归功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包括严密的社会控制与监视、政治集权、强化党内纪律,以及通过政治宣传凝聚人民群众、引导和塑造公共舆论等。与此同时,疫情爆发中心从亚洲转移到了欧洲和北美,一向重视隐私权、言论出版自由和其它基本人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疫情面前,不说一败涂地,至少也是显得力不从心。

尽管疫情爆发初期,中国的应对严重缺乏透明度,并且由于一贯的官僚主义,有向上瞒报坏消息的作风,但到一月下旬,疫情规模之大已经没法掩盖了。为控制疫情,中国采取了空前严厉甚至有强迫性的措施。包括武汉市在内的湖北省及其周边,共有6000万人进入检疫隔离状态。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干部们挨家挨户上门排查潜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并将疑似患者送去隔离点,不管他们是否同意。在远离疫情中心的其他城市,当局对居民的外出次数活动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并通过毛时代遗留下来的“社区居委会”以及一系列复杂的新型监控技术来监督居民的执行情况。

通过树立抗疫成功的形象,中国还希望提升自己在世界之林的地位。

在首都,习近平也将疫情爆发初期应对失误的责任推给了武汉当地政府官员。针对这种声音,他在一次不同寻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讲话中说自己“时刻跟踪着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意思就是他并没有把疫情防控的责任推给其他人。与此同时,从湖北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到湖北省委书记的数百名官员由于防治疫情中的“失职失责”及其他违反党纪行为,纷纷被惩处或被免职。其中,湖北省委书记一职由习近平的一位亲信接替。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中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来动员全民,加强对党的向心力。借用描述中国1945-1949年内战时期毛泽东的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之间战役的说法,习近平宣布对抗新冠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中国媒体也反复引用军事术语,把与病毒的对抗称为“战疫”,把医务工作者描绘成“前线英雄”,而习近平就是“总司令”。3月10日,习近平赴武汉考察疫情并发表讲话,宣布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初步实现了“扭转战局”的目标。

中国新冠疫情的真实规模目前依然是一个谜,毕竟中国官方数据一向都不太准确,常常被政治需求所粉饰。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死亡者的真实数字。随着人们逐渐复工,中国新冠疫情开始了第二轮扩散,中国经济形势也异常严峻。但共产党仍然热衷于营造成功战胜病毒的景象,这种成功虽然并非都是幻觉,却包含了对事实的扭曲。这种宣传是为了维护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洗刷其失败的记录,并为习近平的领导增添光彩。

通过树立抗疫成功的形象,中国还希望提升自己在世界之林的地位。中国不仅积极主动地向其他受疫情影响的国家送出大量口罩、核酸检测试剂及其他医疗设备,还强调自己为全球共同对抗疫情、稳定经济所作出的贡献,树立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这种抗击疫情的效率……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某些中国媒体甚至声称中国的“抗疫模式”是制止疫情唯一有效的方法,认为其它国家也应当借鉴和采用这种模式。

中国塑造的成功抗疫形象对人权而言还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但中国塑造的成功抗疫形象对人权而言还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某些防止新冠病毒扩散的措施看起来像从共产党的维稳教材中搬过来的,特别是2016年开始的将成千上万新疆维吾尔人“隔离”在拘禁营的做法。此外,这次疫情中所开发出来的新型监控措施也很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监管和控制社会的常规手段之一。

在疫情发展正水深火热的一些自由民主社会中,人们也在围绕中国所采取的带有强制性、侵犯性的防疫措施展开辩论,希望在公共健康与公民自由之间寻得平衡。加拿大联邦政府依据《隔离法》,要求所有返回加拿大的公民自我隔离14天,且政府有权通过智能手机的数据检查他们是否自我隔离,对此曾有一些反对声音,但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排除了异议。英国的措施更为严厉,议会授权政府行使“紧急权力”,拘留那些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美国则与众不同,尽管某些州的州长已经动用“警察权”来发布居家隔离令,但联邦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很难推行全国范围的封锁,宪法似乎并未授予联邦政府这么大的权力。韩国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该国在2015年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后就修改了公共卫生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允许政府收集人们的隐私信息来追踪病毒,同时也要求政府必须保持最高的信息透明度

一直以来,中国都在试图一边颂扬自己在减少贫困、提高数以亿计国人生活水平方面的成就,一边指责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人权方面的或真实或想象出来的不良记录,来回避对本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国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方面的成绩,现在也可以纳入这个套路了。

这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人权发展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言,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下一次,如果中国内部或世界上的自由民主社会中出现了批评共产党的声音,中国就可以拿出抗击新冠疫情的成绩来轻松回应:“看,我们的制度是有用的,你们的制度不灵。”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iece first appeared on the CIPS Blog.


 

 

ORIGINALLY PUBLISHED: April 24, 2020

克里斯朵夫·W·毕晓普目前是渥太华大学国际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智库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他曾当过外交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事务一等秘书,是使馆内当时负责研究中国政治格局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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